[14]参见高文英：《警务数据的应用与执法方式改革探究——以贵州、四川泸州警务数据的应用为例》，载《警学研究》2019年第1期，第6-9页。
进入专题： 风险行政审查 。第三，科学以外的要素不得对科学基础造成影响。
五、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 技术标准在风险行政中受到很高程度的尊重，但其本身也是风险管理的一种手段，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如果转换为法律式表述，那就是在小麦中残留的矮壮素不得超过5mg/kg。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直高度尊重技术标准，鲜有审查技术标准的实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纵了制定技术标准中存在的恣意性。如果专业分委员会未通过审查的标准，则应当向标准起草单位书面说明理由并提出修改意见（第24条第3款）。技术标准在实质上是行政机关的一种专业技术判断，发挥着审查基准的功能，其效力取决于法律的规定方式。
因为不属于法，例外不适用则是允许的。但这一款并未限定只能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而不能考虑其他因素。(57) M. Letourneur R. Drago, The Rule of Law as Understood in Fr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7:147- 151(1958)，转引自前注 ，芦部信喜书，第 24 页。
具体来说，就是将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扩张为也包括对设区的市之法规的批准权。(41) 参见前注 (14)，李忠夏文，第 42 页。单独来看，合宪性解释主要在于以宪法控制法律的解释，而合法宪法解释则主要在于使宪法经由立法的冲击而产生新的含义。例如，德国魏玛时期的学者安许茨曾明确指出，宪法并不是比普通法律位阶更高的规定……宪法也并不超然于立法权之上，反而是后者得处分的对象。
这里提出的符 合宪法的合理解释，按照本文的分析其实就是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实践中也有报道称，某个监察机关在办理一起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时，监察机关没有为图方便省略程序直接调取记录，而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通过配合协作机制，由公安部门按照权限使用专业技术手段，调取到一组谈话对象此前在手机中已经删除的短信记录。
相比之下，合法宪法解释终归是一种对宪法的解释，虽然它也要依据普通立法的内容来调适和发展宪法的含义，但它依然固守着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形式界分，维持着根本法的优越地位。宪法的整个规范体系就像一个有机体，它也有排异反应。这里的宪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对解释结果与宪法相容性的判断。合宪性解释既处于审核地位，则当然在解释过程的最后环节上，同时也可以说具有优先地位。
实际上，合法宪法解释在方法的运用上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探讨，例如本文虽然讨论了它的适用条件，也初步论及它在适用上的界限，即不应造成宪法自身的体系违反。参见王林:《谈地方立法批准权性质》，载《法学杂志》1994 年第 5 期，第 23 页。(31) 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版，第 117 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当化这一后果：检察机关在《宪法》第40条上能涵盖监察机关，而在第40条之外却又与监察机关并列？从理论上说，宪法应当是一个逻辑上无矛盾的整体，对一个条文的解释理应与另外一个条文相互一致，对宪法的解释不可造成宪法本身体系矛盾，这理应被当作合法宪法解释的界限之所在。
这个《决定》在正文之后附录了《宪法》第37条和第40条的条文，因此可以看作是对《宪法》第37条、第40条的解释。但如此一来，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形式界分也将不复存在了。
既然修宪者授权立法者界定公安机关的范围，而上述几个机关或者实际从事案件的侦查，或者本身就属于警察机关，则作为宪法解释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它们归类为宪法上的公安机关，当具有宪法上的相容性。这里的逻辑是，国家安全机关在名义上虽然不是公安机关，但因为它负责办理有关间谍、特务的案件，因此具有公安机关的性质。
有学者不同意这种优先地位的提法，认为合宪性解释在各种狭义解释方法中应该处于最后的序位，只有在其他方法不能适用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合宪性解释。与《宪法》第2章上多数基本权利条款相比，《宪法》第40条因措辞上的具体明确而惹人瞩目。在这里，发展论似乎又显出了它犹抱琵琶的特点：一方面，它主张要对立法之于宪法的发展进行审查，这里似有对宪法规范性的某种承认。其实这种区分的合理性是不难证明的。(32) 参见前注 (2)，王泽鉴书，第 191 页。但将《宪法》第40条上的检察机关解释为包括监察机关在内，此项合法宪法解释则略有不同。
（二）对解释结果的宪法相容性审查 当然，以上所谈均属抽象和空泛，何谓与宪法相容？何谓明显逾越范围？这些问题都难以给出一般性的答复。它看似要维护宪法的规范性，但又主张普通立法可以发展宪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形式界分。
按照1983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阐述，成立国家安全部的目的在于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学说上历来将监狱与罪犯的关系界定为特别权力关系，自有其理。
第二种解释能够回避违宪判断，因此应当优先选择第二种解释。因为宪法只是立法活动的框架，它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制度。
要让宪法容纳新的含义，必须经过排异系统的审查，它可以容纳同质性的发展，却不能容有异质性的内容。(9) 《政府工作报告》，1983 年 6 月 21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载《国务院公报》1983 年第 14 号， 第 634 页。在这个过程中，《宪法》第31条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得到了具体化，但宪法在这个过程中并未产生新的含义。在我国宪法实践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经将《宪法》第40条上的公安机关解释为涵盖国家安全机关，这是较为典型的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
三、合法宪法解释与宪法再审查 从理论上说，法律方法如果只是为解释者增加一个选择，而不能在一定程度内清楚地界定它的运用时机与条件，实际上只是扩大了法律适用的恣意性，违反了建立方法论的基本要求。(17) 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6 页。
因为就一般生活经验而言，通信的内容与通信的外在信息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如，通话内容遭到窃听与电话号码被泄露对个人生活私密性的冲击有着显著的不同，将它们区别开来适用不同层次的宪法保护，这并非是一种宪法解释上的恣意。实务界也有类似的看法，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研究室编:《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立法成就概述》，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5 页。
耶利内克很早就指出成文宪法可能随着议会立法而发生意义变迁，后来徐道邻也在宪法变迁的框架下讨论过制定法与宪法的不一致。而后两种观点（为方便论述，下文将它们分别称为发展论和修宪论），由于它们都将着眼点置放于立法与宪法之间的不一致之上，与合法宪法解释有着共同的前提，因此本文着重讨论它们与合法宪法解释之间的关系。
(39) 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86 页。(23) 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0-111 页。如，有法国学者坦陈，如果议会表决通过了一部与宪法相矛盾的法律，与其说将该法律视为违反宪法，毋宁说可能也有必要将其视为间接地修改了宪法。(21) 参见邢斌文:《论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第169页。
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近年来颇受宪法学界的关注。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是宪法所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该项权利的限制仅限于宪法明文规定的特殊情形，也即只有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才有权对通信进行检查。
这样一来，尽管设区的市在《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上取得了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宪法上仍不过是省级人大常委会法规制定权的一个衍生物。(26) 秦前红:《监察法学的研究方法刍议》，载《河北法学》2019 年第 4 期，第 19 页。
该学者认为，《立法法》修改推动地方立法权扩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通过民主的途径来阐明民主宪法（宪法权力制度）的不确定性，从而让宪法在具体问题上变得清晰、明确和有效，宪法本身也得到发展。此外，由于第一种观点并没有将着眼点置放于立法与宪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因此缺少与合法宪法解释的共同前提，因此本文不拟具体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